一人一个“机器肾”
2016年5月21日，网易人间联合单读团队，发动全国的读者来记录自己一天的“一日史”。
这是一群肾病患者去医院透析的日子。
5月21日，清晨六点多钟，县中心医院血液透析室外走廊两边的座椅上坐满了病人。他们大部分来自周边乡村，衣衫褴褛，步履沉重，脸色黑暗，露出的半截手臂如碳化的木头。通过超声波透视，还可以看到他们的双肾已经萎缩成两块小小的坚硬的鹅卵石。
走廊的边上放着一只淡蓝色的矮柜，柜子上的纸盒里散乱地堆着几十个标有号码的硬纸牌，病人依据来的先后顺序拿着看诊号。因此虽然七点才开始透析，但是为了拿到靠前的号码，有人天蒙蒙亮就来排队拿号了。
韩淑贞是排到十几名的病人。她住在十五公里外的一个村子，今早天未亮，老伴便踩着三轮车送她到村子最近公交站点，她自己再搭乘公交匆匆赶到医院，现在她总算拿到十几开外的号。
刚拿到号，一个圆脸光头的男人架着双拐走进来。他做了几年透析后，得了肾性骨病，他的家人得应付生计，孩子都在读书，所以他也常一个人骑着电动三轮车自己来看病。
“还是一个人？”另一名患者老周同他打招呼。每周都要在这里聚会两、三次，所以相互都熟识了，像一个村子的邻居。
“自个不中用啦，再拖个人做啥。”
“腿脚咋样了？”
“还能咋样？人家的骨头坏了能接起来，往好里长，咱这骨头一天比一天软，说不准哪天趴下就再也起不来喽。”他说着悲伤的话，却乐呵呵的，脸上带着笑。
一会儿，走进来一对父子，儿子才十二岁就得了这个病。爹沉闷地低着头，身子机械地移动向前挪动；儿子张着一双稚气地的眼，仰头看看这个人又扭头看看那个人。一旁的怀德叔发出沙哑粗狂的声音：“娘的，这个病最不讲理儿，也不分个老少，想祸害谁就祸害谁。”
七点钟，绿色的安全门“吱呀”一声打开了。第一个病人光头哥走进去，先在左手边的称上称了体重，再穿过一道乳白色的双扇门，进入透析室。透析室里有几十个床位，整齐排开，每个床头置着一台透析机，据说是进口的日本货。床对面的上方，悬挂着电视机，正播着逗人开心的节目。
这是一家股份制医院，医护人员对待病人很温和。主治医生看起来只有三十多岁，白净斯文，对病人说话轻声细语。护士们活泼热情，不时和病人开着玩笑。曾经一个病人把大便拉在了白床单上，她们也不恼。
“光头哥，你体重可增加了四公斤。不想活啦？”护士边记录体重边说。在一片黑灰的脸色中，她显得格外美丽健康。
尿毒症病人要严格控制饮食，不能吃得太多，更不能贪水喝，水份排不出来，积到胸口会引起促死。所以他们的嘴唇一直干裂着。
“活个啥劲儿？早死了到那边儿还能占个好位子。”光头哥喜欢和这些脆生生的护士丫头聊几句，“我管不住这张嘴：本来想喝一小口水，咕咚咕咚就喝了一大碗；想吃一小口菜，却接二连三地夹了好几筷子。管他呢，死了比活受罪强。”
“你慌慌啥？早着哩。到不了时限，阎王爷不会要你。”护士边谈笑，边操弄着透析机，把透析针接到透明的软管口上，那针差不多有火柴梗大小，通体凛然闪着寒光，等下要刺入病人的血管把血导入软管，然后引进透析机。
干瘦的李奶奶快八十岁了，她身上覆盖着白色的薄被准备打针。护士握住她布满针眼的手臂，她身子顿时抖动地厉害，针还没往下扎她就大声呻吟起来。
护士轻声说：“没事哈，奶奶，别怕——”
给李奶奶打完针，护士亮起嗓子说：“大家都要向韩淑贞大婶学习，她是我们的模范病号。体重增长从不超过三公斤。”
韩淑贞弯着眼睛呵呵笑起来：“这有啥？少吃少喝呗。自个的嘴自个还不当家？”她愿意成为焦点，成为模范，事事都要比别人强一点，受得罪也就比别人多些。她的血管细，最初要扎好几次才能扎进去，她都忍着不吭声。在这里透析的八十几个病人中，每次她的体重都是增长最少的，意味着她吃得最少，喝得最少。
韩淑贞是唯一一个上了六十岁而没有人陪护的病人。她似乎没有把自己当作一个病人。虽她已经做了4年透析，矮小的个子却仍然充满力量，急匆匆地走到病床前时衣角带风，比正常人的步子还要快。刚透析完，是病人最虚弱的时候，她却趿了鞋，急火火去赶车。乡间的公共汽车不怎么可靠准点，有时错过了，要等在路边等很久才有下一趟。
“你没有孩子吗？总是一个人来。”邻床新来不久的病友问她。
“有。有两个儿子哩，都在外面工作，吃皇粮的，他们忙公家的事儿，咱能耽搁吗？”她亮出手腕上的银镯子，“这是二儿媳妇买的，值好几百块钱。”又指一指刚脱下来放在床头的上衣，“这是大儿媳妇买的，也得好几百块。”
“你老伴呢？”病友又问。这些话以前的病友都问过，话头儿尖尖的像一把锥子。
“他忙着挣钱给我治病呗。”
韩淑贞刚得病的时候，老伴心情坏，常阴着脸半晌不说话。她说：“我得了病，你不高兴啦。”老伴说：“你得了病，我还高兴？”村里有人来打听她的病情，老伴就会无端地发火，说人家是来看他们笑话的。
老伴要强，不愿意把伤口亮给人看。她也就不把自己的病当回事儿，该洗衣时洗衣，该做饭时做饭，不让人家看出与往时的不同。
不与别人对着脸说话的时候，韩淑贞就沉默下来，听着机器嗡嗡嘤嘤的声响，盯着充满血液的管子，不由得失神发呆，她常想：“如果这时候机器突然停下来，自个的血会不会就留在那里面流不回来了？那样的话，路也就走完了，可以顺顺当当地归天了”。
与她同时期开始透析的病友已经走了好几个了。
玉芝大姐比她早透析几个月。她高身量，手大脚大，常发出爽郎朗的笑。她们一见面就熟络起来，掏心掏肺地说话。玉芝原本在城里帮闺女带孩子，得了这个病，帮不上忙了，也不想拖累他们，就独自回到家乡的医院做治疗。
韩淑贞刚开始透析，心里难受，总说些要死要活的话。玉芝说：“这个病一时半会儿死不了，活又没个好活头。有啥办法？我也想去上吊，去喝药，可咱寻了短见，人家会说孩子不孝，没给娘活路，这不是让孩子背了骂名？”
看着韩淑贞一天天消瘦下去，玉芝又叮嘱她：“你多吃点瘦肉、鱼肉，多喝点牛奶，这些都是高蛋白的东西——咱得补身子。”
春节前的一天，下了很厚的雪。玉芝在门厅里脱掉沾了雪的鞋子，弯腰换上医院备着的拖鞋，突然身子一沉，扑倒在地板上，头就磕在韩淑贞的脚边。她躺在那里急促地呼吸，剧烈地抽搐，医生赶过来时已经死了。
冯震安也是，做了几年透析，也瘦成了一把干柴禾。清明节给娘去上坟，烧过了纸，跪在那里哭了半晌。起身回家的时候觉得头晕，被脚下的一块砖头绊到在地上，再也没有起来。
王庆山是自己寻了死。他还没有结婚，爹娘筹钱为他看病，弄得害得家里亏了空。嫂子心里有火，当着他的面就嚷嚷：“为个病人花光钱，还要去借，这一家老小喝西北风去？明摆着没用，还让一家子人跟他受罪？”也许他觉得嫂子说得有道理，就找了一根绳子，一个人走向田里，寻个背静处，把自己吊死在一棵树上。
三个多小时过去了，病人们大多困乏地闭了眼，有的已经沉沉睡去。
陪着来的家人仍守在门外，以怀德叔为中心，大家热烈地聊着天。老周的两个闺女在门口的一张桌子上铺开了课本和作业本，双双伏在那里写作业。姐姐在温习课文，左手的食指点着课本上的字，右手照着写在作业本上；妹妹刚上一年级，正在练习写拼音。
“兴许国家没钱啦，现在各行各业都难，做生意的也挣不到钱。”老周凝着眉头算医疗费的报销比例。
“国家缺钱不能从咱们这些病人身上省。这钱他们不给也得给！”怀德叔气势很足。
“现在的事儿，谁拿得定，给不到手上就不算准。”
“不用怕，不给咱们再去找，县里的领导说话得算话。”怀德叔说。
最近，风传民政局要取消那五千块钱的大病救助款，怀德叔带了几十号病人的家属去县政府“论理儿”。县里的干部说，别听那些不着边的谣言，该给你们的一定会给。
正常透析的病人，除去报销的那一部分，每人每年需要负担两、三万块钱。这还不算失去一个劳动力的损失，对农村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数字，大家都从吃穿用度里挤医疗费。如果透析效果不好，引起了并发症，花起钱来就更没数了。
“交得医疗保险费多啦，报销的钱倒少啦！”旁边一位白发老太太插话说，她老伴去年住院花了十几万，按照先前的比例算，少报销了一万五千块。
“还弄了一个什么‘起步价’，二次报销时，一万二以下的全得自己拿，以上的那些也只给百分之五十。”老周说。
“听说今年这‘起步价’要降到六千了。往好里盼吧……”
十二点半，透析室的门打开了，病人们接连着走出来。大家都站起身，去门口迎着自己的家人，搀扶着离开。 韩淑贞很快走出透析室，穿过走廊，匆匆去赶公共汽车。她知道有一趟十二点四十的车，错过了就说不准要再等多久了。
投稿：耿永立；文中人物均为化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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